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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琪
站在办公楼22层的楼顶，茅台集团宣传部部长李增驰带领记者俯瞰整个酒厂的格局——群山间的赤水河畔，11个生产车间由北往南依次排开。茅台酒厂顺着河西的山势建成，由武警把守的酒库排列其间。“你看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瓦房，里边库存的茅台用猪肚密封着，那些老年份的酒，我都没有资格进去看一眼呢。”说这话时，在茅台酒厂工作了20多年的李增驰一脸自豪，他说，“茅台酒厂驻扎着一个武警中队来保护国家资产”。
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是所有茅台人必然会提及的重点。“如果离开茅台镇的山和水，哪里都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茅台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这里的地形、土质、风向、阳光的照射、赤水河的流向，都决定了茅台独一无二的味道”。
于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环境成为茅台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它是造就茅台的“上天恩赐”;另一方面，它又让一个特大型的工业企业远离现代化。茅台镇处在河谷底部的山坳里，沿着山路上行13公里才到达它所隶属的仁怀市。虽然“国酒”的身份显赫在外，所有来到茅台酒厂的人，在交通上仍然只有一种选择。这个贵州省西北部的内陆县级市，不通火车，茅台的香气只有沿着近300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飘到省会贵阳;或者从仁怀往西，5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另一个西部中心——重庆。
外来人很难想象，赤水河边的传统酿酒工艺，如今支撑着整个贵州省10%以上的财政收入。茅台人深知自身的独特性，在文化城的展厅里，大幅历史照片讲述着茅台“政治外交”的故事，茅台高层与各国元首领导人的合照布满了几面墙。记者看到的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这些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啊”。按照市值，一缸5年的茅台酒就值40多万元，老年份的酒更值100多万元。离厂门口不远的茅园宾馆看上去只是貌不惊人的六层宾馆，但前两年才对普通游客开放住宿，餐厅仍不对外。主人们会自豪地说，“咱们内部宾馆，吃饭不给钱;可是对于一般人，给钱也吃不了饭”。
几年前，茅台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茅台镇人，传统的酿酒工艺在师徒、父子、兄弟间代代相沿，保留着极强的地域性。在这个创造出“中国第一股”传奇的企业本部里，近万名茅台员工被一种出奇一致的荣光包裹着。22岁的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生张茜（化名）说:自己找工作时，父母都在茅台酒厂的男友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倒，国酒不倒”，于是她毫不犹豫来了茅台。茅台的普通工人年薪三四万元，显然带动了贵州西北部这片山沟沟的消费物价，“仁怀是个县级市，房子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1600～1700元”。
5月18日，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茅台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乔洪在2002年组织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这条在股市引发震荡的消息，普通茅台人几乎没有感觉到多少异常。在最初几天的回避后，茅台高层季克良和袁仁国在5月24日和25日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前提是不提“不愉快的问题”。茅台董事会的另外10位高管中，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季克良，在茅台已经打拼了44年;其他几位基本是上世纪70年代从一线工人起家的管理者——“我们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茅台的品牌”。外来者乔洪和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这次风暴的核心区。
外来者乔洪与茅台的权力核心
乔洪出现在茅台，正值茅台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2000年，乔洪从贵州省轻工厅分管酒业的副厅长顺利成为茅台总经理人选。而这一从机关到企业的“任命”，也是贵州省在茅台上市期间“空降”的唯一一个高层。乔洪1996年通过招聘考试获任省轻工厅副厅长时，主管全省酒产业。在此期间，乔曾亲率工作组进行了习酒公司的破产兼并和贵州珍酒厂的解困，这也是其得以入主茅台的原因之一。
“乔洪时尚、阳光，很符合一个现代企业领导的形象。”在茅台董事会的11位董事中，季克良精通酿酒工艺，是茅台领军的技术型领导;袁仁国19岁从一线工人做起，谙熟党政工作;同样工人出身的刘和鸣一度身兼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以及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4职;其他高管谭绍利、戴传典、吕云怀等，也都由茅台的车间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一位了解内情的经济学者分析说，“这种班子搭配，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大型国企的控制力。比较起来，乔洪担任总经理这样一个职务，是需要更专业的经济知识和执行能力的”。
而乔洪对酿酒工艺比较陌生，主要任务就是管市场和销售。将自己当做“职业经理人”的乔洪试图用业绩说话，他曾说，“我到茅台之前，茅台的销售额只有9.8亿元……到2006年销售额达到62亿元。价格也随之提高，从1999年的168元/瓶提高到今年的358元/瓶，市场价格达500元/瓶……茅台股票也成为中国第一股”。
2006年2月，茅台宣布提价，茅台酒全年销售均价提高近10%，毛利率由2005年的82.5%上升至83.9%，2007年茅台再度宣布提价12%。“几次提价进一步拓宽了经销商利润空间。”一瓶普通茅台酒至少能给经销商带来100元到200元的纯利润，如果是年份酒，利润则有可能在数百到上千元。这些都使乔洪手中掌握了分配利润的“大权”。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经销商姜国武为其他茅台优秀经销商、优秀员工代表团150人赴韩国观看世界杯牵线搭桥，与山东一家旅行社合作。据贵州省纪委的消息，正是这次韩日世界杯之行，让乔洪涉嫌收受贿赂。据了解，当时贵州茅台与山东旅行社有两份不同的付费合同，一份是1.7万元/人，另一份是3.7万元/人。实际每人消费1.7万元，却在账面上显示3.7万元，两份不同合同费用差距将近300万元。事后不久，实际按3.7万/人标准出费用的经销商开始不满。此后关于乔洪商业受贿的举报信不断，一位茅台管理人员暗示，“这正是乔洪一直没有得到提拔的重要原因”。
而茅台销售在高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种说法是，2006年茅台吸纳了不少民营经销商，这些都是茅台青睐的有钱人，零售价最容易被炒高的酒店成为乔洪的重点发展对象。2005年底，乔洪在规划茅台市场时强调2006年重点发展直销酒店，“像抓专卖店一样抓好酒店建设”。当时他提出每个重点市场建立10个直销酒店，在非重点市场建立3～5个。按此，两到三年之内，茅台将可能在全国有1000家直销酒店，这样茅台将更接近终端。2006年很多有钱人开始提着现金跟茅台的老经销商争抢市场，尤其是以高档消费酒店为主的渠道。随着经销商结构的变化，茅台对其零售终端的销售价格控制力越来越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茅台的高层一再明确表示:“乔洪事件对茅台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影响”;另一层信号是——这个任职茅台7年的高管，目前看上去更是因为“个人问题”而受到查处。
被动扩张之路:谁的茅台？
“过去我们只要有开票的，有收钱的，有发货的就行，不需要跑市场的。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以前，茅台酒厂是车水马龙，就是一天批的条子，转一个条子就不得了。买一箱酒最多能赚1000块钱，批到10箱就是万元户。那排队的人多得不得了。但1998年时候，确实是门可罗雀，没有人来了。”如今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回忆起茅台酒厂的发迹，感慨“真是不容易，不容易啊”。
让人惊讶的是，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的茅台酒，从1962年到1978年连续16年亏损，直到改革开放才脱困。接下来茅台曾遇到两大困难时期，一个是1989年国家征集“宴席税”，对高消费做限制。一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加上山西省的朔州假酒案使整个白酒行业陷入了困境。当时茅台的价格压得很低，各地烟酒公司认购的数量依然很少。而酒类的高税负一直是茅台必须面对的“地方特色”，袁仁国在多个场合表示过，“我们贵州酒的税负是最高的”。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曾给茅台酒厂一个上市指标，而当时的茅台酒厂丰裕无忧，觉得没有必要上市筹资，放弃了这个机会。待到中国酒业掀起了上市热潮，茅台也开始为提供核心竞争力四处争取智囊团。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茅台从来不能只代表它自己，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茅台集团作为穷地方的‘金娃娃’，似乎理所当然地背负了一些扶危济困的‘道义’和‘责任’”。茅台进军啤酒业和葡萄酒业的做法，曾被一些专业人士所质疑。一种说法是，地方政府“嫁接”濒临倒闭的遵义啤酒厂给茅台集团，茅台当初的控股并非完全的企业行为。
既然是最大的国企，就必然被各级领导重视。从2001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也可以看出贵州省委、省政府对重点国企的指示。在茅台酒厂生产能力达到1万吨的改扩建工程中，“全力支持公司的技改工程”，各级领导部门就有贵州省经贸委、省计委、贵州省轻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省轻纺行业管理办公室、省建设厅、遵义市委市政府、仁怀市委市政府等。对于生根在仁怀的一个大企业，“头上个个都是婆婆”。
2003年，茅台集团突然砸巨资介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让业界哗然。作为国有企业的茅台集团，当初介入该行业本意是“救急”。时任总经理的乔洪曾介绍，茅台介入微硬盘项目是在政府为解决产业资金困难的情况下，牵头完成的一次投资。2001年，贵州省政府为打造贵州高科技产业强省，引入加拿大籍台湾人朱宝麒的投资。2002年8月，朱宝麒的美国磁源公司连同南方汇通共同创立南方汇通微硬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该公司受限于资金无法扩产，于是在政府牵头下，茅台开始频频与朱宝麒的美国磁源公司接触，以其控股42%的贵州世华数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入股，与朱宝麒共同投资成立贵州世华微硬盘科技有限公司(即世华微硬盘)。由此，茅台开始涉入这一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业内人士分析说，“微硬盘这种高新技术项目的高风险性，显然违背了茅台集团原有的投资计划。但茅台最终不仅是简单地介入了，而且还花了巨资”。
茅台集团对这个项目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然而从2004年8月起，政府方面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再次出面协调，茅台从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地位。到2005年，茅台决定退出微硬盘项目。
像其他大型国企一样，茅台股份公司股权多元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季克良早在2004年就感慨过，“这不是保密的问题，真的是太敏感了”。季克良分析了贵州情况，认为茅台不太可能实现MBO，他说:“一是政府方面，二是职工的承受能力，这是茅台与剑南春最大的两个不同。”
而在专家看来，茅台酒的隐性资产非常丰厚的，“没有在我们简单的上市公司的表里体现，随着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与经营者挂钩，股价就能成为统一小股民、大股民、经营者等所有者共同利益的一个共同标准”。股权多元化是个切实的问题，只是对于政治地位显要的茅台而言，它不会只是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
茅台稀缺的究竟是什么？
“我现在很苦的，到处为茅台酒找新基地，开着车去找，跑到乡下去找，很多地方都不行。”68岁的季克良对记者说。资源的特殊要求使得茅台更显稀缺，“有些领导说我们太保守，企业要快速做大做强，但是茅台不一样，它的生产周期不能有偏差”。
5月25日在采访袁仁国之前，记者看到袁仁国的办公室门口已经排上了7位经销商。袁仁国刚一迈出办公室，就被其中一位围住，“这是××省委秘书长让我给你递的条子”。袁仁国说:“你们都得去找经销公司，我也签不了字。”按惯例，每年底的经销商大会都会一次性确定茅台对各经销商的供应量，但由于茅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临时的“要货”成了经销商们最大的愿望。高管刘和鸣说，“方方面面的关系很不好协调”。所以在缺货严重的2006年，茅台内部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要货的经销商，必须同时得到3位高管的签字。“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自己多个借口，有些关系推不掉，就可以拿这项规定挡一挡。”政府和军队的团购，仍然是茅台销售的一大重头。
而比起产量，季克良曾直言，茅台“缺人才”:“一个企业家如果单纯做实业，那是笨蛋;如果单纯搞资本运作，那是疯子。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就是能把‘笨蛋’和‘疯子’完美组织在一起。茅台现在最缺的是‘疯子’。”茅台在战略选择上一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要不要多元化、如何看待资本市场？有人认为茅台在传统领地的“故步自封”，并不是一个擅长资本运作的高手。而熟悉茅台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与茅台掌门人的思路有关，作为实业家而非资本高手，茅台人相当笃信实业。季克良坚持认为这是符合茅台实际的，“无论别人说我们是保守还是因循守旧，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上市公司这几年募集到的资金70%都是投向白酒主业”。
茅台不缺资金有目共睹。去年12月28日，茅台在北京召开了《2006年大牛市茅台现象研讨会》。一位经济学家曾直言，“我有一个强烈感受，茅台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品牌、企业，今天探讨的东西太初级”。茅台账面上将近40亿元资金而且还都是活期存款，却缺少资本运作的想法，让经济学者们感到明显不足。“茅台为什么就不能迎接这个挑战呢，难道40亿元资金放在那儿，都来拉客户，这里面就没有风险吗？因此我非常主张在茅台现象当中，一定要把我们产品经营和资产经营，包括购并、资本运作等做好，不断制造我们的概念，让他们买我们的股票，同时我们的资本运作也能找到最佳。”
季克良也非常清楚茅台资金使用率低下的现实。他认为茅台除了缺乏资本经营人才，还有观念和现实的束缚。“投资主业我有把握，大家也都很拥护，因为没有太大风险。但如果投资其他产业，成绩是大家的，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啊。”一是项目上的民主决策。“10个人中有2个人提出反对，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很多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该放弃。”另外，国家在投资上的众多框框，以及对外投资过去由省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工委管，现在由国资委管，都是原因所在。
有意思的是，茅台账面上将近40亿元资金中，经销商先打钱过来没有拿到酒的，“就占了10亿元”。袁仁国解释道:“茅台确确实实由于供不应求，很多经销商打款来，情愿在我们这儿放着等。”在记者采访的几天中，不断有经销商来茅台“要货”，茅台的生产和经营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位高管说，在省纪委未有更进一步表态前，茅台不会对“乔洪事件”做过多评价。“但是茅台酒的质量始终如一，它将用永恒的品质证明自己。
有产者的忧虑- 三联生活周刊 - 新浪BLOG Annotated
10年前，天安门广场前树立起一块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显示着离7月1日零点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秒，游客纷纷在那块牌子前合影留念，有年轻的恋人在广场上接吻，然后看一眼牌子，计算他们这微小的幸福瞬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到底占据了多少时间。长安街上的彩灯像今日一样明亮，乘坐1.6元1公里的红色富康出租车就是年轻人最常见的奢侈。那时候，北京街上还有黄色面的和红色夏利。私人购买汽车大多会选择绿颜色的富康，这款车就代表着小康家庭或是小康社会，车主们会半带自嘲地说:我那辆雪铁龙如何如何。那时候，一个城市青年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薪水就是很高级的梦想了。
香港回归带来的国家强盛的感觉，让人们像期待节日一样等待那年7月。不料想，与香港回归一起等来的是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好在，那危机被关在了国门之外，对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言，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而只是一些朦胧的经济学知识启蒙，比如汇率，比如对冲基金，比如韩国大财团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有感于60年前的这一天》，让学子们回顾1937年的“七七事变”，写作套路该是讲旧日中国多么羸弱，今日中国多么强大。算是很有历史感的一道题目。转过年来的高考，每个高三学生都知道，政治要考金融危机的题目，每个人都会背诵一份标准答案，中国政府怎么沉着应对危机，怎样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拯救香港乃至亚洲人民于血火。那些对世界还没什么看法的孩子先被灌输了一番中国意识。
但许多人知道了索罗斯这个名字，知道了他的思想来源是那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同时知道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家马哈蒂尔和安瓦尔，一个标榜亚洲的价值观，一个被描述要走西方路线的叛逆的继承人，不少人进而用对抗意识形态来解读经济危机。但同时，自己没房子，不知道房子贬值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没多少存款，也就无从知道货币贬值是什么样的感受;工作机会似乎在增加，也就不觉得失业与经济萎靡会是什么状况。
再平庸的人生，如果以10年为尺度去回顾，也都能显示出足够的戏剧感。如果放大说，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产者的形成。超过60%的城市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私车保有量上升，至于钱，看看淤积在股市的开户数字，至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封面，用的是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我们的官员熟练地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这样的字样来反对美国人对中美贸易发表片面的评论。
10年前，人们用586电脑接上了互联网，开始更直接了解世界。10年中，这个世界也不断来到我们身边。手里拿着诺基亚，经常要去家乐福。沃马特的美国经理会不断比较，某个产品比3年前便宜了多少，这个百货巨头2004年在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元的货物，如果把它单拎出来，是当年中国第六大的出口市场，排在德国之后。沃马特的管理者说，我们这些便宜的货物，也帮助了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壮大。跨国公司、外国资本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出去看这个世界，很多人会把出国旅游的第一站放在泰国，在曼谷还能看到许多烂尾楼，那是10年前金融危机的遗迹。当年为促进旅游市场复苏，泰国官员说，全世界只有在泰国的高尔夫球场，会有3个球童为您服务，1个为您拿球杆，1个为您撑伞，1个给您扇扇子。那里人民币坚挺，美元则动荡起伏。我们也会到巴黎去，用不了几年，巴黎每年就将接待200万名中国游客，和现在的美国游客数量一样。
一切都似乎很幸福，当然工作会有压力，社会保障与教育依然让人担忧，但人们享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信心就是，钱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凡是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大问题。由此来说，唯一的疑虑就是我们的钱是否安全。股市中的投资者由此也从10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乐观地坚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会降下来的，我们的政府是不会让股市垮的。他们疑虑的只是政策层面带来的波动。
许多时候，人们开始不谈论政治，吃饭、睡觉、寻找生活中的欢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被当作政治人来看待。10年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为经济人，那种接受管束的习惯心理也许会发生某些变化。住宅小区的居民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会被规划部门的权力弄得不值钱。城市居民会关心环境问题，开始检讨快速发展带来的代价，希望我们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透支未来的幸福。他们疑惑，8亿农民能不能靠互联网聊天发送手机短信就富裕起来，贫富差距的加大该怎样解决；他们疑惑，某家银行给无数退休人员发工资，客户中超过半数不信赖ATM，永远排着大队，可银行的市值却能超过花旗；他们疑惑，某几个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其业绩是不是垄断性的、代表政府与民争利的结果？内地证券经纪行业是否开放？央行对股票市场到底要出台什么政策？这些具体的问题也潜伏着某种担心，我们会面临一个经济动荡的时刻吗？
经济学家大多是一群迷惘的预言者，在他们看来，群众缺乏理性。但每一个有产者都会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在经济富足与享有一定的个人自由之后，渴望看到的是社会正义的实现，渴望法律，比如《物权法》，能为自己的财产支起保护伞，渴望制度建设，比如医疗改革，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保障。
一个良好的社会架构才能帮助他们抵御风险。
游行之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三联生活周刊 - 新浪BLOG Annotated
危机过后的阿根廷
3年前，阿根廷刚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缓过来，那次经济危机让阿根廷比索在一夜间贬值了2/3，愤怒的老百姓冲上大街，治安一片混乱。不过，比索贬值意味着外国游客手里的钱也在一夜之间增值了3倍，当年旅游手册上说:如果你不怕冒险，就去阿根廷吧！我壮着胆子去了，沿着青年格瓦拉的足迹在阿根廷走了一圈，发现了一个出乎想象之外的阿根廷。这个国家不但一点也不危险，而且风景绝好。
3年后，我再一次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
此次故地重游，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一副欧洲没落贵族的打扮。市区内到处是公园和绿地，几乎见不到任何在建的新建筑。阿根廷的经济实力在100多年前曾排名世界第七，从那些精美的老建筑就能看出她当年的奢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拥有南美第一条地铁线，1913年就开始运营了。可这条地铁A号线直到现在居然还在使用老式的木制车厢，到站后乘客必须自己拉门才能出去。市中心的主干道——七九大道据说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宽阔的马路，仅隔一条街就能看到老上海那样的被法国梧桐遮住的幽静小巷，树后面是欧式的石头房子。街角处经常可见露天咖啡馆，密度之大仅次于巴黎。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规划工整得简直匪夷所思，整个城区就像是一个围棋棋盘，每隔100米一个街区，横竖都如此。街道的门牌号码也极有规律，每过一条街增加100号。如果你打车去A街500号，司机立刻就会明白，你的目的地是距离A街起点500米的地方，或者，从起点开始过5条街。
16世纪以前，阿根廷还是印第安部落的聚居地。西班牙殖民者于1536年到达了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语“拉普拉塔”的意思就是“白银”，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因为当时有大批西班牙人顺这条河进入阿根廷内陆，把抢来的白银用船运往西班牙，沿途所有敢反抗的印第安原住民都被斩尽杀绝。就这样，白银贸易彻底改变了阿根廷的人口组成，如今的阿根廷有97%的居民都是欧洲移民后裔，他们全盘继承了欧洲的传统，把阿根廷变成了一个地处南美的欧洲国家。
西班牙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思是“好空气”。阿根廷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潘帕斯草原生活着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牛肉是阿根廷最有名的出口产品。阿根廷人靠养牛成了暴发户，个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一副上等人做派。可现在牛肉远不如计算机和汽车值钱，阿根廷人却一直没能适应这一变化，渐渐变成了穷人。3年前的那次经济危机可以看成是一次阵痛疗法，把阿根廷人从睡梦中痛醒了，原来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阿根廷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乎一个人的“地位”。阿根廷人原来用Peublo这个中性词来泛指所有的“人”，现在则更喜欢用Gente，这个词含有种族和阶层的意思。
“阿根廷人有‘三漫’：工作散漫，生活浪漫，对人傲慢。”小郑8岁移民阿根廷，她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最近邻国乌拉圭要在拉普拉塔河岸建设一个造纸厂，阿根廷人觉得乌拉圭人污染了环境，便上街游行，并自发地将两国之间唯一的一座大桥堵住，禁止本国人去乌拉圭旅游，硬把乌拉圭的旅游收入减少了60%。
阿根廷人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餐馆里见到过很多老年男性服务员，头发一丝不苟，说话彬彬有礼。可一次餐后我却为了一张发票，足足等了15分钟！难怪阿根廷前总统杜瓦尔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文化危机。”
游行之都
南美人素来喜欢游行示威，这次终于亲眼见识。我们到达阿根廷的第二天，200多名举着标语横幅的民众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朝位于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走来。可大家很快就发现，周围的阿根廷人根本不关心，依然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一排防暴警察手拿盾牌站成人墙，防止游行队伍冲击总统府。游行者倒也听话，对着警察喊了一通口号后便折向另一个方向。
这样的游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每天至少发生一起，交通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知司机们哪里又在游行了，赶紧改道。那天遇到的游行主题是穷人的住房问题，因为有个贫民窟建在了铁道边上，结果一个小孩不慎被火车轧死了。
说起来，一个穷孩子的意外死亡，能够引来上百人上街游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要知道，阿根廷曾是南美最独裁的国家。1976年，阿根廷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建立了独裁政权。为了镇压民众的抗议，军人们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非法关押并秘密处死了成千上万名普通公民。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有名的“肮脏战争”。这场冤案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统计，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现在仍然能经常挖出无名尸体。我们在一座大桥的桥洞下看到了一个刚被发现的秘密埋尸点，翻新的泥土上摆满了人们送来的鲜花。
“肮脏战争”进行了7年，反抗越来越强烈。为了分散注意力，巩固军人政权，当时的军人总统加尔铁里于1982年发动了马岛战争，结果却遭失败。一年之后，军政府倒台，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阿根廷这才走上了民主道路。再后来，梅内姆总统学习美国，大举借债，实行国企私有化，造成阿根廷经济虚热，终于在2001年底崩盘。从此，来自民间的抗议热潮再一次卷土重来。
《小说阅读网》-《明珠之恋》 Annotated
“话说西海龙王敖闰的儿子玉龙三太子敖摩欣在冕冠之前还是一只长着龙角龙尾却有着鲤鱼身形的小鱼儿。一日贪玩独自离开龙宫被一老渔民用网捕住，小龙子年幼还不会法术只能任由着老渔民处置。这老鱼翁看到网中的小龙子身形怪异，自己捕鱼几十年从未见过，连忙将小龙子送到县衙。蒲岭县县令云季天也从未见过这样身形的鱼儿重赏了老渔民后把小龙子养在家中准备择日送入京中供当今圣上赏玩。蒲岭县县令的小女儿云媚儿这日在后花园独自玩耍，突听有小孩子的哭声。她寻声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看到原来是圈养在鱼缸里的小龙子在哭，她心生怜意抱起鱼缸从后花园偷跑出去来到西海岸边将小龙子放归大海。小龙子游回龙宫将龙王后送他的一颗明珠衔在口中游回海面。小龙子将明珠吐出用自己的龙尾一扫，那明珠跃出水面落在还在海边玩耍的云媚儿面前。云媚儿捡起明珠把玩，那明珠发出白光将云媚儿罩住后慢慢托起离开了地面。等县衙的人找到云媚儿她已晕死在海边，手心里紧握着那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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